大姑和父亲两位普通的抗日老兵，就是我们家最大的英雄

    惊天动地大丈夫，逃婚参军亦英雄。父亲生前常和我们说起大姑。我爷爷弟兄四个，爷爷排行老二，大姑是三爷家的。父亲说：你大姑那年16岁，父母给她找了个婆家，男的比她大八九岁，一看模样，结婚当晚趁人们不注意就跑了。婆婆转天来要人，咱家那时候穷横穷横的：你来要人，我们还向你家要人呢！多年以后，你大姑才从昆明市给家人来信，详细诉说了抗婚离家的经过。当晚像个没头的苍蝇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隐约感觉对面方向有一支队伍匆匆而来，刚想躲起来，早就被发现了，八路军首长一听是逃婚出来的，一个劲地竖大拇指：这个小女子不简单，就跟着我们刷锅洗碗做饭吧。以后，大姑跟着队伍转战南北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末期、解放战争的全程，解放后部队进驻昆明，大姑就留在了昆明，和一个营级干部结婚，最后在昆明市邮政局长位上离职。大姑的真实名字我不知道，只记得大姑叫石岩磊。

    身负重伤死复生，为人直正亦英雄。父亲的参军是否受大姑的影响，现在已不得而知。父亲少年时祖父母先后离世，为吃饱饭18岁的父亲自愿入伍，被编入地方抗日武装渤海纵队，从此投身于津南、冀东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，先后参加过大小战役十几次。1947年冬，父亲所属部队在沧县姚官屯和日伪军遭遇，所在一班班长不幸中弹牺牲。连长回身一指父亲：“我任命你为代理班长。给我狠狠地打！”父亲二话没说，端起三八抢，指挥带领全班战士英勇还击。不料敌人从侧方射来一发子弹，从父亲右前腹部射入，从右后腹部射出，洞穿伤及右肺、胃部和肠道。当时后方医院不具备手术条件，最好的消炎消毒方法，就是用铁丝绑上药棉，把伤口里的脓血水抽拉出来，再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。每次抽拉冲洗，父亲都疼得死去活来。救治了十几天后，伤情不见好转，脓血越流越多，父亲毛发全部脱掉，连一丝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就被抬进了太平间。幸亏上级领导视察，听见了从太平间里发出的呻吟声。为此，领导大为光火，一边命人马上急救，一边从上级医院调来消炎药品，这才保住了父亲的生命。半年后，父亲带着伤残身子光荣退伍。回乡后，地区行署和县政府为父亲安排了多个工作岗位，由于身体状况、自身文化水平及家庭原因，都没有坚持下来，一直生活在农村。

    父亲大字不识，一生秉性正直。他经常教育我们犯歹的不干、犯私的不拿，干嘛要像嘛。当年我在乡中教书，无论农活多忙多累，一听说因为学生加班，二话不说撵我快走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父亲肺部、胃部常常不适，常用药就是苏打片和感冒通一类的贱药。父亲享受公费医疗，但公费买药谁也别想沾。父亲说：谁也别想打着俺的旗号占国家的便宜。一生仗义执言。记得那年表姐闹家务，一时想不开服毒自尽。亲戚友人齐上阵，非要把表姐夫逮捕法办不可。关键时刻父亲舌战众人：自家姑娘嘛脾气不知道吗？把表姑爷法办了俩孩子谁管！文革后期，村上还是一片乱哄哄，各路人马争权夺势。父亲从公社党委打听到当年下架的村书记并没有被开除党籍，也只有他才能收拾村上这个烂摊子，于是悄悄联系村上正直、有威望的党员，联名举荐，扶其上马，稳定了村上的局面。一生疏财救急。借粮的，人家要粗他给细，人家要米他给面；借钱的，家里有多少给多少，一时不凑手就到信用社借钱给人家送去。父亲说，国家一年给俺136块钱的抚恤金，咱是富户。但父亲晚年却惜钱如命。越老越爱钱，有钱舍不得花，连菜都舍不得买。

    最令人称道的是，三位亲人都是他亲自打发入土为安的。一位是我三奶奶，就是大姑的母亲。三奶奶一女一子都不在身边，年老多病，是父亲求医买药、端屎端尿，打幡抱罐把她葬进了祖茔。另一位是我大舅。大舅早年闯关东，上了年纪孤身一人投奔我们家。2011年春季突发疾病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；当时，我母亲也瘫痪在炕，时年八十四岁高龄的父亲一屋伺候一个，给我母亲、舅父姐俩送吃送喝、端屎端尿。大舅因病去世后，父亲从自己的抚恤金里拿出钱买来棺材，体体面面地发送出去；三天后，又按乡俗买上车马缸箱为其送路。再一位是我母亲，母亲瘫痪两年半，除我们儿女们照顾外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一人照料，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。

     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已是八十四岁高龄，还自己坚持自理生活三年多的时间。接来城里，因为我忙于上班，把父亲锁在家里，连个说说话的都没有，先是自言自语，后是终日一言不发。孤独是摧毁老人精神的毒药。让父亲孤独终老，这是我对父亲最大的亏欠。

     一门俩八路，姐弟齐参战，在我们老家是绝无仅有的。

—黄骅市人民检察院 李宴俊